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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襲珍珠港:一群明白人為何集體發瘋

时间:2020-09-15 14:10:17 来源: 天水姐姓名网 作者: 天水姐

  1941年12月7日,日軍偷襲珍珠港。

  戰術上,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,但戰略上,卻是自殺。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,又樹敵於美國,決策如此無理性,堪稱喪心病狂。

  當時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瘋子?

  堀田江理這本《日本大敗局》通過對“偷襲珍珠港”決策過程的勾勒,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——每個人都是明白人,可誰也不敢說不,都指望別人出頭、自己附和,最終釀成集體災難。

  事實證明,決策失誤不僅是最高決策人的問題,更是決策機制的問題,當高層利益與底層利益分離時,瘋狂蠢行在所難免。

  把球踢給東條英機

  1941年10月16日,近衛文麿首相宣佈辭職,第二天,天皇召見東條英機,命他為首相,這讓東條大感意外。

  在近衛內閣中,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,他力主對美強硬,在決策圈中,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,就算和美國打,靠的也是海軍,與陸軍無關,且日本不可能打贏。

  據估算,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,生鐵20倍,銅9倍,鋁7倍,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。如開戰,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,遠超補充能力,到第三年,所有民用船隻都將消失。

 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,做事猶豫,總想討好各方,可陸軍和海軍為瞭搶資源,都在拼命折磨近衛,東條英機的絕招是:頻頻打出“反美”牌。

  在軍國主義氛圍下,“反美”等於“愛國”,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,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。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,他們出身寒微,靠個人奮鬥爬上來,在升職的天花板前,他們覺得高層是一批投降派文人,應統統下臺,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。

  明治維新後,陸軍軍人暗殺、政變被塗上悲壯色彩,因此前赴後繼,決策圈人人自危,生怕被憤青誤會,無人敢言反戰,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,近衛文麿隻好拖延,可東條拿出瞭絕招: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。

  在倒計時聲中,近衛文麿幹脆撂挑子,辭職瞭。

  任命東條英機為首相,其實含有惡意:你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,你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?

  和平的機會就這麼錯過

  把東條英機放到首相位置,他也犯難,他當然明白,跟美國開戰是找死,但對當年吹過的牛逼,總要有個交代。

  麻煩源於“七七事變”,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,沒想到深陷其中,造成物質資源、人力資源匱乏,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,送進煉鋼爐。

 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,是主動出擊,陸軍產生瞭激進想法:進攻東南亞。東南亞有橡膠和錫,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,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,逼蔣介石投降。

  可那裡是列強的殖民地,美國不可能坐視。果然,日軍剛邁開腳步,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,日本陷入恐慌,儲備用油隻夠一年,隻能盡快向美屈服。

  其實,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,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,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,他願意讓出實利,保留道德制高點。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,以保證他“反美”表演不穿幫,在條約中,他設置瞭太多復雜措辭,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。

  其實,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,但日本人沒看懂,在最後日子裡,日本人也提瞭讓步方案,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。

 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,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,如果沒設置倒計時,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,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“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”,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棲知道,已經沒有時間瞭。同樣,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,日本將盡收實利,可怎麼向愛國派交代呢?又要“裡子”又要“面子”,結果全部丟掉。

  為什麼沒人踩剎車

  在沖向戰爭的進程中,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。

  首先是裕仁天皇,他是反戰派,還因此遭遇過暗殺,面對戰爭動議,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,可明治維新以來,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,他最終選擇瞭退讓。

  其次是海軍,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,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,卻主動提出“要打贏就先動手”,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,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,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,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瞭50%,成瞭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。負責人的解釋是:反正天皇會否決。

  第三是東條英機,他“反美”是為瞭拉票,未必發自內心,可大權獨攬時,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,完美而大膽的“偷襲珍珠港計劃”放在桌面上,他敢否定嗎?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,他用口號綁架瞭日本,可口號也綁架瞭他。

 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,來棲、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,他們瞭解世界,是堅決的反戰派,但他們謹小慎微,寧願大船沉沒,隻要不先淹死自己,就絕不主動作為。

  日本自由派成瞭擺設

 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,堅決反戰,可他們朝中無人,民間亦應和者寥寥。

  在大正(裕仁天皇的父親)年間,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,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,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。日本經濟高速增長,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,可上層卻相對封閉,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瞭。

  有怨氣,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,仇外成瞭最好的泄憤渠道,在教育、媒體推波助瀾下,“愛國主義”一傢獨大,可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,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日本,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,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瞭“賣國賊”,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。

 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,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,他後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,甚至不再往來。

  兩人都反戰,但近衛基於實力分析,認為開戰必敗,而西園寺則基於“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”的價值觀,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。

  事實證明,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,在“偷襲珍珠港”決策過程中,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,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,而沒有道義高度,靠貪婪很容易結成罪惡同盟。

  值得反省的是,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?這確有思想傳統、文化傳統的責任。

  為什麼類似的災難在不斷重復

  當所有腳都不去踩煞車時,結局可想而知,其實,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,而是在反復發生,從這本書中,我們不難得出四層體會:

  首先,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:

  後發者借鑒別人來減少“試錯成本”,是為“後發優勢”。可進入相持階段,又會出現“後發劣勢”:一方面,未經試錯,社會就缺乏訓練,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。另一方面,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,隻需跟著強者就行,可一旦持平或領先,就會出問題,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,是模仿而來的,是在“與別人比”中獲得的,比的對象一旦消失,就可能走向盲目。

  盲目加浮躁,必然無視普世性,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,最足釀成災難。

  第二,要警惕民族主義綁架社會:

  民族主義是美好的情感,也是值得尊重的價值追求,但政治理想應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。社會生活豐富多元,不能用政治標準來衡量。

  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,人類也如此,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,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,執著於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態,不僅約束整體進步,還會造成歷史退步。

  政治標準往往神聖,能給人存在感與激情,從而忘掉現實的平庸與挫折,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,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,由於制度遮蔽,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,特別容易被神話、激情所欺騙,如果高層以為用制造神話、煽情就能凝聚中層、把握更多的資源的話,那就大錯特錯瞭,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,但在權力場中,常常是尾巴搖牛。

  第三,有人反對總比沒人剎車要好:

 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,但如果來棲、野村能不顧一切,果斷向美國讓步,結果會不會改變呢?

  但,在專制的刺刀下,勇者早已犧牲瞭,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,他們隻有工具價值,人類的尊嚴與情感完全被閹割掉。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,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,表示一下異議,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瞭,靠這樣的人,怎麼能對抗專制主義?

  專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納反對派,進而變成消滅反對者,然後是消滅反對聲音,最後是消滅不贊同的聲音。一個社會缺乏“忠誠的反對者”,隻會增加“不忠誠的贊同者”,逼人天天喊偉大,是在批量培養佞臣,而佞臣哪裡會踩剎車。

  第四,警惕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

  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,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,退兵就是,雖然沒得到想要的,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瞭。

  然而,在專制社會中,高層權力缺乏合法性,隻能扮演全知全能,才能號令手下,它決不能犯任何錯誤,當大傢都看到他犯錯誤時,他隻能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這個錯誤。

  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,因為做決策層不要直接承擔錯誤後果,選擇讓別人去送死,總比選擇讓自己死要容易,說到根上,還是制度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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